1949—1976年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及深远影响

时间:2024-09-13 18:15:02 来源:网友投稿

石武英 张鑫田

(上海交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1100)

现代化是全社会范围内一系列现代要素及其组合方式连续发生的从低级到高级的突破性变革过程(1)周文:《中国道路:现代化与世界意义》,浙江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122页。。中国式现代化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依据我国国情,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模式。“中国式现代化”的研究已成为海内外学术界非常热门的课题。从研究的时段来看,学者们主要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展开研究,而专门针对1949—1976年这一时段的研究成果却不多(2)目前涉及到这个时段的研究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将这一时段放在一百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现代化的探索历程中来考察,如孙振威:《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百年探索》(《决策与信息》2023年第3期),对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分四个阶段来进行整体研究。刘景泉、杨丽雯:《中国共产党为中国式现代化的不懈奋斗——从一大到二十大》(《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1期),展示了从一大到二十大中国共产党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而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另一类主要是总结研究改革开放前中国现代化曲折发展的历史原因与历史启示,如闭伟宁:《论改革开放前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曲折发展的历史原因》(《甘肃社会科学》2013 年第 5 期)以中国改革开放前后现代化建设过程与结果的鲜明对比为切入点,着重探讨改革开放前中国社会现代化的曲折发展的原因;杨巧蓉:《中国现代化进程中(1949—1978 年)的波折与发展及其启示》(《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2 年第 3 期)论述了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对现代化与社会主义理解的偏误导致了其艰难的过程,认为“以人为本、科学发展”才是现代化的价值关怀和必由之路。。对于这一时期现代化的探索所产生的深远影响也少有人去深入研究。

1949—1976年,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对中国的现代化道路进行了艰难的探索和多方面的实践,在27年的探索和实践过程中,既有成功,也有挫折。一方面,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尤其是工业化建设取得了很大成就;另一方面,中国的现代化探索也遭受了挫折,党提出的一些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良好论断和设想也没能付诸实施,但这些论断为改革开放后的接续探索提供了正确的思路和理论基础。本文通过大量查阅党史国史文献和报刊资料,以1949—1976年党和国家领导人在探索现代化的过程中对现代化的认知以及探索过程中的事件和数据为依据,客观地阐述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由开局良好到遭受挫折的过程,分析其深远影响,为新时代的现代化进程提供启示。

建立一个现代化的中国是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为之奋斗的目标,更是中国共产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经之路。1949年6月30日,沈钧儒在新政协筹备会上指出:“历史在中国人民前面所提出的任务,是非常伟大而且艰巨的。它要求我们把一个百余年来依附帝国主义而生存的半殖民地,转变成为一个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经济文化上彻底独立的国家。它要求我们把封建半封建的支离破碎的落后国家,转变成为一个民主统一的先进国家。它更要求我们把一个贫困衰弱的农业国家,转变成为一个富裕强盛的现代化的工业国家。这些都是比推翻蒋介石统治更为艰巨的任务。”(3)《毛主席等七人在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词》,《人民日报》1949年6月20日,第1版。可见,党对建设一个“现代化的中国”的紧迫性和艰难性认识非常清醒。

“现代化的国家一定要是独立而又统一的国家。”(4)胡绳:《胡绳全书》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32页。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国家实现了民族独立。到1950年,“战争在大陆上基本结束,只有台湾和西藏还待解放”(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8页。。国家基本实现了统一,这就为党将工作重心由军事领域转向以工业化为中心的现代化建设创造了相对和平稳定的国内环境。周恩来在这一年全国各部委会议上提到,“现在,全国的工作已经开始从军事方面转向建设方面”(6)周恩来:《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页。。

刚刚建立的新中国面临着严峻而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从国内来看,由于近代中国屡遭列强侵略和战火洗礼,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共产党从国民党手里接过来的是一个生产落后、经济低迷、千疮百孔的烂摊子。“根据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社会委员会’统计,1949年同历史上的最高水平相比,(中国)工业总产值减少一半,其中重工业产值减少70%,轻工业减少30%。钢产量仅15.8万吨,减少80%,煤仅3 243万吨,减少48%,粮食为11 318万吨,减少约25%,棉花为44.4万吨,减少约48%。”(7)胡绳:《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250页。如此落后的经济状况给刚刚执掌全国政权的中国共产党带来巨大挑战,党深刻认识到:要摆脱国家的贫穷落后,必须集中力量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必须集中力量进行以工业化为中心的现代化建设。

从近代以来多次现代化浪潮的起起落落中,党和国家领导人深刻认识到农村的封建土地所有制问题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严重障碍。1950年6月,在政协全国委员会二次会议上,国家副主席李济深指出:封建半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存在,阻碍了人民的中国走上工业化现代化的前程,我们中央人民政府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每一参加单位,都以最大的决心,来完成土地改革这一历史任务(8)新华社:《在政协全国委员会二次会议十七日大会上 民革主席李济深的发言》,《人民日报》1950年6月20日,第1版。。于是,在党的领导下,从1950到1952年底,广大新解放区农村进行了翻天覆地的土地改革,彻底废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扫清了障碍。与此同时,农村其他社会改革也相继完成,农业生产和国民经济恢复并超过了战前水平,这一切为党和国家探索现代化道路准备了前提条件。

从国际上看,当时的国际形势相当复杂,总体来说,和平与战争相互交织,援助与封锁相互交织。“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世界,前途是光明的。这是总的趋势。”(9)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62页。在相对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下,新中国政府积极倡导与世界各国加强交流与合作,“与苏联等十七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并与苏联订立了友好同盟互助条约”(10)周恩来:《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1页。。苏联对新中国的工业化建设进行支持和援助。但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采取封锁包围政策,企图把新中国扼杀在摇篮里。1950年,朝鲜内战爆发,美国武装干涉,并派遣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阻扰中国人民的统一大业。新中国一面在国内进行国民经济恢复工作和轰轰烈烈的社会大变革,一面进行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争。期间,战争、停战交替进行,国际环境瞬息万变。党和国家领导人深刻认识到建立起强大的国防力量的重要性。这一年的9月30日,在人民政协会议为新中国成立一周年举行的庆祝大会上,周恩来强调:“中国一直是帝国主义侵略盗匪的重要目标,因此胜利了的中国人民不可能没有强大的国防力量来保护自己。我们必须及时地加强我们的国防建设,并且随时警惕地注视着帝国主义敌人扩大战争的阴谋。”(11)《周恩来百周年纪念——全国周恩来生平和思想研讨会论文集》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1056-1057页。在这里,周恩来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国防现代化的概念,但是,他所说的“加强我们的国防建设”实际上就是国防现代化建设。可见,国际形势为新中国的现代化探索提出了必要性和可能性。

总之,新的历史方位、新的国内外形势呼唤着中国共产党和新生的人民政权开启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历程,从而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提高国家经济实力、改善人民生活状况,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搞什么样的现代化、怎样实现现代化”是摆在党和新生的人民政权面前的重大选择。从世界历史看,现代化的道路主要有两条:一条是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这是欧美各国和日本走过的,而且走通了,他们通过对外扩张、发动经常化的世界殖民战争和争夺世界霸权的战争、恶化自然环境等途径实现的;一条是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这是苏联走过的,而且也走通了,苏联通过政权工农化、国家工业化、农业集体化、经济计划化、分配按劳化等手段来实现现代化的。

中国的基本国情决定了我国的现代化道路不同于以上两条道路。一是我国的人口规模大, 1949年我国有5.4亿多人口(12)陈树生:《西部县域经济发展动力研究——农村职业教育的视角》,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3页。,约占当时全世界人口的1/4。在此情况下,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二是我国的工业基础相当薄弱,1949年,“现代化的工业在中国国民经济中仅占10%左右的比重”(13)《把消费城市变成生产城市》,《人民日报》1949年3月17日,第1版。。三是我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力量薄弱,不可能为中国工业的快速发展奠定基础。四是国际上有苏联帮助我们,我们也可以借鉴苏联的成功经验。五是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民族。因此,党必须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探索一条符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

(一)开启探索历程

1953年,中共中央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即“一化三改造”,一方面把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作为基本任务,另一方面又要求通过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以利于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实现。

工业化是现代化的动力、源泉、基础和核心,工业现代化是其他领域实现现代化的先导,因此,新中国现代化的探索是从工业现代化开始的,并且工业现代化的探索是从“全盘学习苏联”开始的。“五年计划”是党对于工业现代化探索的主线,1949—1976年的27年间,我国共执行了4个“五年计划”。

从1951年开始,党着手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并在1953年1月1日的《人民日报》社论中宣告我国开始执行国家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一五计划”提出一条区别于英美以轻工业为起点的工业现代化道路,主张以苏联为示范,优先发展重工业,迅速建立起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1954年,中苏双方确定“一五”计划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基本属于填补空白的工业领域,如钢铁、有色金属、煤矿、石油炼油、重型机械、汽车、拖拉机制造、化工、电力等(14)徐平:《伟大的事实——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现代化发展》,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241页。。“一五计划”同时也主张主要依靠内部积累,走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道路,因此,在实施过程中较好地处理了重工业、农业、轻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的规模、速度与国力相适应的关系,沿海工业与内地工业的发展布局关系,以及争取外援和自力更生关系等。“一五计划”总体很成功,取得了巨大成就,如第一批解放牌汽车的成功制造、第一架仿制米格-17型歼击机的歼-5型飞机成功试飞、国产B2-34中型坦克发动机的成功生产等等。“一五计划”大幅提高了工业生产能力,改变了过去工业门类残缺不全的旧貌,为新中国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经济体系奠定了基础,同时工农业有大幅增长,交通、教育、卫生等各项事业均进展迅速,百姓生活水平也有了显著提高。

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推进政治现代化是党对中国式现代化探索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结合新中国具体实际,在国家法律、民族关系、政党关系等重大方面进行探索,在充分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借鉴苏联政权建设经验的基础上,尝试构建现代化的政治制度体系。面对多民族构成的新中国,合理解决民族问题是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面临的历史任务,经过探索,党建立起现代化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处理与民主党派的关系方面,由于过去各民主党派有过不同程度地参加民族民主运动及同中国共产党合作的历史,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后,它们都参加了民主联合政府(1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30页。。新中国成立后,党面临着如何处理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的关系,对如何处理好二者关系进而构建起现代化的制度进行积极探索,提出共产党同民主党派关系的基本原则,表明热情帮助他们的态度,逐步建立起现代化的政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好像一辆车子的两个轮子,相辅而行。”(16)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周恩来教育文选》,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71页。因此,文化教育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面对文化、教育落后的新中国,党积极兴办现代化学校,开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现代化文化教育,使文化教育的现代化服务于国家的经济现代化建设。党和政府注重中小学教育、高等普通教育、高等师范教育、军事教育等多种类型现代化教育同时推进,对中小学教育的内容、方法进行了现代化的初步改革,“广大的小学教师一般都参加过各种社会改革运动和政治学习,因而在政治觉悟上已提高了一步”,到1953年,“小学生人数已达5 500余万,较之旧中国历史上小学生数最高年份(1946年)增加了135%”(17)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周恩来教育文选》,第84页。。与此同时,党对高等师范教育予以高度重视,认为高等师范教育与发展中等教育、培养国家建设人才、提高人民文化水平有密切关系,到1953年“有高等师范学校31所,在校学生超过旧中国历史上最高一年(1946年)的数字一倍以上,4年来共毕业了学生两万人以上”(18)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周恩来教育文选》,第84页。。可见,我国高等教育的现代化建设注重适应国家建设的需要;同时,为突破尖端服务,还派遣大量学生出国留学。

国防现代化是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反复强调了国防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性。他提出了“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部队”(1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5页。的任务。他要求“必须以现代战争观点教育部队”(2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上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199页。。1953年12月7日至1954年1月26日,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这次会议确定了加强国防现代化建设的方针和任务。会议提出,要用五到十年左右的时间,逐步达到武器装备现代化,编制体制合理化,军事制度和军事训练正规化,为人民解放军的正规化现代化奠定牢固基础(21)庞松、郑谦:《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56)》,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403页。。1954年9月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首次明确把建设现代化的国防列为“四个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

为了适应建立巩固的现代化国防的需要,尽快建设国防工业,在武器装备方面提高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水平,是摆在新中国面前的一项艰巨任务。早在1952年8月,中央人民政府决定成立主管国防工业的第二机械工业部,对国防工业实行集中统一管理,开始具体组织国防工业的建设工作。“一五”计划期间,苏联援助我国新建、改建和扩建一批大型军工企业,使我国常规武器的生产具备了一定规模,并且在全军装备了统一制式的武器。在此基础上,1955年,中共中央、毛泽东不失时机地把发展国防尖端技术提上了国防现代化的议事日程。中国的国防尖端技术,从1955年开始起步,到50年代末,已有了一定的技术基础。

正当新中国踌躇满志探索现代化道路时,1956年2月召开的苏共二十大暴露了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存在的缺点与错误。从苏联模式来看,突出的特点就是绝对强调重工业的地位,以重工业为核心,而对于关系到人民生活的农业和轻工业发展,是重视不够的,因而发生了一系列问题。出于警觉,2月14日至4月24日,毛泽东和政治局、国务院的同志一起听取了34个部委的工作汇报,除此之外,还听取了国家计委编制的关于产业结构、生产力布局、国防工业建设规模速度、经济管理体制和行政管理体制等方面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汇报,全面了解和掌握了我国各方面发展情况。4月初,毛泽东明确提出:“最重要的是要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2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二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57页。

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其主要目的在于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寻找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其主要内容表现在经济建设和政治建设两大方面。在经济建设方面,面对苏联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暴露出的缺点和错误,毛泽东一改过去遵照苏联模式的方针,直面中国建设过程中存在的国民经济发展比例失调等问题,提出以苏为鉴,走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其中的前三组关系,是对于开辟一条不同于苏联的中国工业化道路所展开的思考:在工农业关系方面,主张在保证重工业仍是投资重点不变的基础上,适当调整农轻重三者的比例,强调工农业共同发展是保障人民生活、稳固经济发展的基础;在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关系方面,主张改变历史上形成的不合理状况,提出把新工业大部分摆在内地,使工业布局逐步平衡;在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关系方面,主张要以苏联过度投入军备竞赛而导致国民经济发展比例失调为鉴戒,提出适当减少军政费用的比例,增加经济建设费用。第四、五组关系,涉及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在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方面,主张改变过去存在的损害农民、工人等利益问题的现象,强调必须要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个方面;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方面,反对实行苏联版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提倡同地方商量办事,发挥地方积极性(2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06-215页。。《论十大关系》的发表,表明党开启了探索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历程。

另一方面,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发表秘密报告,对斯大林进行全盘否定,混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导致社会主义阵营出现思想混乱和社会波动,1956年6月和10月相继发生波兹南事件、匈牙利事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面临极大挑战。国内社会主义改造后期和经济建设过程中存在要求过急等急躁冒进问题,加之领导工作中存在的官僚主义倾向和地方出现的农民退社、学生罢课等现象,给国家和社会带来一系列新矛盾、新挑战。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首创性地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两种性质不同的矛盾,即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并进而提出相对应的解决方法。即敌我矛盾采取强制的、专政的方法;人民内部矛盾采取民主的、说服教育的、“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2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9-210页。。毛泽东结合中国的少数民族问题、爱国力量的统一战线问题等,主张统筹兼顾是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各种矛盾的重要方法,应该最大限度的照顾到各方面、最大多数的利益。可见,中央领导集体对政治现代化也在进一步探索。

综上所述, 1949—1957年,党在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上开局良好。特别是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把亿万中国人民带入社会主义社会,这是一个历史性的伟大飞跃。毛泽东提出了“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的指导原则,为改革开放后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入探索奠定了深刻的理论基础。

(二)探索的挫折和停滞

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对现代化的探索并非是一帆风顺的,也遭遇了重大挫折,其中“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以及“文化大革命”的发生使原来的探索进程基本停滞。

1.经济建设的挫折

1956年9月,中共八大确定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分两步走的构想,“第一步,用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初步实现工业化;第二步,再用几十年的时间接近或赶上世界上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25)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上册,第397页。。该构想反映了党中央快速实现现代化的强烈愿望,是基本合理的。周恩来在八大上作《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提出了1958—1962年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即第二个“五年计划”。“二五计划”以“一五计划”的成就为出发点,提出继续进行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工业建设,继续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加强科学研究工作等基本任务,并提出工业总产值增长1倍左右,农业总产值增长35%左右等一些具体的指标(26)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4册,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90页。。然而,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通过“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工农业生产、基本建设、运输、商业、文化教育事业等多领域均制定出不符合实际的大跃进计划,工业方面提出“以钢为纲”的口号,提出“在十五年内,在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英国”的口号(27)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2册,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2页。。会后,“大跃进”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起来。受“大跃进”运动的影响,原有的“二五计划”建议被搁置,同年8月在北戴河会议上通过了在“多、快、好、省”总路线指导下的《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意见书》。“二五计划”的实施分为两个阶段,1958—1960年为第一阶段,该阶段主要围绕“大跃进”与人民公社化运动展开;1961—1962年为第二阶段,该阶段是对国民经济结构的调整阶段。由于“大跃进”中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衡,到1962年底,“二五”计划实际执行结果与八大提出的建议相比,除原煤、原油、发电量达到规定指标外,钢、水泥、粮食、棉花等都未达到,粮食、棉花的产量甚至低于1952年的水平。在工业产品中,与农业有关的轻工业产品尚未达到“二五”建议的1/2,其中食糖还不及15%。与“一五”计划时期相比,国家基本建设投资总额增加87.7%,而1962年与1957年相比,工业总产值仅增长19.9%;国民收入下降14.5%,投入大量资金,经济建设的进展却有限,效益很差(28)刘国光、张卓元,等:《中国十个五年计划研究报告》,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36页。。

1958年8月29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决议认为,要把规模较小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和改变为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政社合一、集体化程度更高的人民公社(29)中共中央党史研究:《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上册,第495-496页。。从这年夏季开始,只经过几个月的时间,全国74万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成为2.6万多个人民公社(3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598页。。“大跃进”初期建立的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的体制,其基本特点被概括为“一大二公”。所谓大,就是规模大。所谓公,就是公有化程度高。人民公社化运动带有浓厚的平均主义、军事共产主义色彩,对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和中国的现代化建设造成了很大的破坏。事实上,社会主义制度作为一种新的社会制度,需要与中国的具体实践进一步结合。在当时中国的生产力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并不是制度越大越好、越公越好、越纯越好,它需要与中国的生产力水平相适应。“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结果造成了经济建设的挫折,经济建设的挫折又导致了政治意识形态领域内“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指导路线的出现。

经过1961—1965年的调整,国民经济基本复苏并有所发展,主要比例关系也实现了较为协调的发展,这就为“三五计划”的制定创造了比较有利的经济条件。但国内也面临着农业在国民经济中仍为薄弱环节、人民的吃穿仍无法保障、国防力量仍需进一步加强等问题。1964年5月,中共中央召开会议讨论国家计委提出的《第三个五年计划(1966—1970)的初步设想》。“三五计划”对工业、交通和农业等进行长期规划,对国民经济重要比例关系、国家重大建设项目等作出主要规划,并提出加快三线建设,把国防建设放在第一位等具体任务(3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60页。。由于20世纪60年代特殊的国内国际环境,战争、阶级斗争的阴影,毛泽东也提出“必须立足于战争,从准备打仗出发,把加强国防放在第一位”(32)[英]迪克·威尔逊:《周恩来传(1898—1976)》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1627页。。“三五计划”显然又倾向于国防第一位,农业第二位。酝酿于特殊环境和现实矛盾中的第三个五年计划,对于是以农业为中心,还是国防为中心存在争论,计划也没有正式确定,执行效果也较差。

2.“文化大革命”后期的整顿与成绩

“文化大革命”期间,国家计委和其他部委的正常工作秩序还没有恢复,同时国务院在经济建设方面的领导权也由于国防科技企业划归中央军委领导而遭到削弱;国际上,美苏冷战格局发生变化,美国处于守势,而苏联处于攻势,同时苏军自1969年挑起珍宝岛武装冲突后,一直在中国边境屯兵百万,威胁中国的安全。面对复杂的国内外环境,1970年2月全国计划会议召开,讨论第四个五年计划纲要(草案),并于同年8月召开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将经过修改的“四五”计划纲要(草案)作为会议参考文件印发。纲要草案提出:“基本任务是:狠抓备战,集中力量建设大三线战略后方,建立具有不同水平、各有特点、各自为战、大力协同的经济协作区,初步建成中国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系统和国民经济体系”,并提出工业年平均增长速度为12.5%,五年合计基建投资1 300亿元等具体的经济指标(33)《20世纪的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历程(经济卷1949—2000)》,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70页。。

1971年,我国开始实施“四五”计划。1972—1973年,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国务院采取必要措施对经济领域的乱象进行整顿。1973年下半年形势明显好转,主要经济计划指标都完成或超额完成。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经过他的全面整顿,形势大有改观。

“四五”期间施工的大中型项目共有2 579个,全部建成投产的有700多个。其中包括:全长902公里的湘黔铁路,全长800公里的焦枝铁路,我国第一条电气化铁路宝成铁路电气化工程,大港油田,刘家峡水电站等。大大增强了生产能力,进一步改变了生产布局。确定从国外引进成套设备和单机的“四三”方案开始实施,金山石油化工总厂、武钢一米七轧机等一批重点工程开始施工建设(34)程中原、夏杏珍:《邓小平与1975年整顿》,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71页。。这一时期,为了贯彻“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战略方针,各地积极发展以支援农业生产为主要任务的地方小型工业。地方中小工业有了蓬勃发展:小钢铁厂、小煤矿、小化肥厂、小水泥厂、小机械厂等“五小”工业遍及全国各地(35)新华社:《在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方针指引下,湖南地方小型工业迅速发展》,《人民日报》1969年12月26日,第3版 。;富有生机和活力的社队企业在一些地区也开始兴起。“四五”计划的执行结果,使中国的工业化程度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工业总产值提前5个月完成,年平均增长率达12.9%,增长最快的是化学工业、机械工业、电力工业和建筑材料工业(36)刘祖熙:《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东方出版社1995年版,第302页。。在当时的条件下,“四五”计划能够基本完成,经济建设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就是很不容易的。虽然整个计划存在着编制不合理、经济效益低下、国民结构失调等问题,但是,一大批基础设施、骨干企业等相继建成,也没有出现类似于1959—1961年的经济困难局面。“四五”计划是中国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的重要阶段。

在国防现代化建设方面,面对帝国主义核威胁、核讹诈,党中央审时度势,高瞻远瞩,果断决定研制原子弹、导弹和人造地球卫星。1964年10月16日,我国首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空爆试验成功;1970年4月24日,我国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标志着我国以“两弹一星”为核心的国防尖端科学技术取得了重大进展。

综上所述,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后,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基本处于停滞状态。虽然在“文化大革命”的后期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总的来说,探索几乎中断了。

1949—1976年,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没有完成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央领导集体接续前人的事业,对中国式现代化继续探索。

(一)指明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前进方向

新中国现代化的探索,是从提出工业化的目标开始的。在进行以“工业化”为主要内容的“一五计划”过程中,党和新生的人民政权深刻认识到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性。在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周恩来指出:“如果我们不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我们就不能摆脱落后和贫困,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达到目的。”可见,在进行以工业化为中心的现代化探索中,党和政府开始认识到: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内容不仅仅是工业现代化,农业、交通、国防等方面的现代化也是很重要的。随着国内外形势不断发生变化,“现代化”的任务和目标越来越明确,“现代化”的概念在表述上也逐渐完善。1964年12月,周恩来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作《政府工作报告》,第一次正式和完整地提出“四个现代化”的概念和任务目标,“关于今后发展国民经济的主要任务,总的说来,就是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3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483页。。重提“国防现代化”,与国内、国际局势密切相关。就国内而言,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我国经济建设遇挫直接影响到国防现代化建设,使国防支出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份额走低。1958、1961两年国防开支的绝对数额成为1951年以来新中国历史上国防支出最少的年份(38)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0》,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年版,第261页。。这直接影响到国防建设的质量和速度,核潜艇计划等被迫搁浅中断,因此重视国防建设、重提国防现代化实为当务之急。从国际局势来看,中国周边环境恶化,中印边境武装冲突频发;同时帝国主义国家依仗掌握的核技术,在世界各地推行核讹诈政策,动辄以原子弹作威胁,这一切给国家安全带来巨大威胁。加之1960年中苏关系恶化,新中国面临严峻的国际形势。党深刻认识到,如果不建设起现代化的国防,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就会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因此国防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性就日趋凸显。

强调“科学技术现代化”也是国际国内环境使然。从国际环境来看,中苏关系恶化,苏联单方面撕毁援助中国建设的合同,从中国撤走全部技术专家并停止技术设备援助,中国科学技术的建设面临巨大压力。就国内而言,随着工业化的持续推进,对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化科技人才的需求日益迫切,而当时国内现代化人才缺乏、现代科学技术落后的现实国情,就构成了这一时期所面临的主要矛盾之一。因此,客观形势要求党和政府要将“科学文化现代化”进一步聚焦于“科学技术现代化”,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推进科学技术的进步。因此将“科学文化现代化”转为“科学技术现代化”,推进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建设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在四个现代化的内部关系方面,党一直强调工业化的基础地位。如,1958年,毛泽东在谈到独立自主搞建设时指出:没有现代化工业,哪有现代化国防?(3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80页。同时也强调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关键作用,强调四个现代化要齐头并进。

总之,“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宏伟目标指明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前进方向,也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式现代化接续探索和努力奋斗的方向。

(二)大大推进了中国的工业化进程

新中国成立后,党始终将工业现代化作为现代化建设的核心。在“怎样实现工业化”这个问题上,党和国家领导人普遍认识到:要实现工业现代化,必须充分发挥重工业的主导作用。周恩来在1954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第一个五年计划所以要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即治金工业、燃料工业、动力工业、机械制造工业和化学工业,这是因为只有依靠重工业,才能保证整个工业的发展,才能保证现代化农业和现代化交通运输业的发展,才能保证现代化国防力量的发展,并且归根结底,也只有依靠重工业,才能保证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质量的不断提高(40)周恩来:《政府工作报告(之一)》,《人民日报》 1954年9月24日,第1版。。在1956年中共八大上,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特别强调重工业与农业现代化的关系,他指出:如果没有重工业的发展,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改造我们的农业技术,就不可能达到农业现代化,就不可能大大提高农业的生产力,也就不可能使农民富裕起来,永远摆脱贫困(41)邓子恢:《在社会主义基础上进一步巩固工农联盟》,《人民日报》1956年9月23日,第4版。。1957年2月,毛泽东也着重强调了重工业对整个工业现代化的影响,指出:我们必须逐步地建设一批规模大的现代化的企业以为骨干,没有这个骨干就不能使我国在几十年内变为现代化的工业强国(4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40页。。可见,在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致强调重工业建设的骨干作用。

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先后制定和实施4个“五年计划”,新中国初步构建起较为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建立起东北地区等现代化的重工业基地,工业现代化成就非凡。油矿、煤矿、电站等一批能源基地和工业化的原料基地的新建、扩建,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新中国的工业生产能力。钢产量、发电量、原煤、原油产量等增长迅速,从1949—1976年,钢产量从16万吨发展到2 046万吨,发电量从43亿度发展到2 031亿度,原油从12万吨发展到8 716万吨,原煤从3 200万吨发展到4.83亿吨(43)国家统计局:《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 ,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版,第39-42页。。这一时期,新中国工业化进程迅速推进,一批标志性成果相继产生,鞍山钢铁公司大型轧钢厂等三大工程建成投产,第一辆汽车、第一架喷气式飞机生产成功,第一台高精度电应坐标镗床试制成功,第一辆国产高级轿车诞生等等。在4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的基本建设投资结构明显向重工业倾斜,重工业投资占比平均达到47.42%,最高为54%(“二五”计划期间)。这表明,借助计划经济管理模式,我国实现了重工业的优先发展(44)郝全红:《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理论逻辑与现实路径:基于企业视角的研究》,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7页。。

党和政府在工业化方面选择了大力发展重工业的发展道路,这在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无疑是明智的,对推进中国的工业化进程起了积极作用,也为改革开放后中国突飞猛进的工业化进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为改革开放以来的探索和实践留下了宝贵的遗产

1949—1976年党对中国现代化的探索给改革开放后的接续探索留下了丰富的遗产。一是在27年的探索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留下了惨痛的教训。从这些经验教训中得出的启示正是后人接续奋斗的宝贵遗产。二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在探索过程中所形成的许多好的想法和思路,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没法实现,或者想做而来不及做,邓小平等领导人使之重新激活,接续完成。

1978年5月,邓小平在深刻总结1949—1976年中国式现代化探索历程中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支持全党全社会开展了“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这正是改革开放解放思想的逻辑起点。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共党人接续探索中国的现代化。1979年,他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说:“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是‘小康之家’。”(45)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37页。他首次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表述,目标是“小康之家”。他所说的“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就是“适合中国情况的”的现代化道路。这正是毛泽东在1956年4月明确提出的第二次结合,即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第二次结合。

1949—1976年这27年的探索历程中,许多良好的理论探索已经酝酿成熟,由于受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没能付诸实践,后来成为改革开放的宝贵遗产。如,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的认识是十分丰富的,他在深刻领悟马克思关于商品生产、价值规律的历史性质的论述的基础上,为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存在补充了“生产力条件”——社会产品的丰富;提出了区分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新标准,即“同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同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46)刘建武:《毛泽东研究报告·2017》,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07页。。这些理论认识为改革开放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了重要的借鉴。此外,对外开放是毛泽东想做而没有条件去做,邓小平接着去做的大事。也就是说,毛泽东关于“中外合作交流的思想”成为后来改革开放的重要遗产。

邓子恢提出的很多建议和实践也为改革开放提供了思路。20世纪60年代,邓子恢相继提出“分工、包工”的生产责任制,“三包一奖”“四固定”的生产责任制,以及“包产到户”的生产责任制等一系列农业生产责任制思想(47)张同乐:《当代中国发展道路论集》,东方出版社2001年版,第84页。。邓子恢的农业生产责任制思想是在社会主义框架下,对农业现代化的积极探索。但由于生产责任制思想与当时大办互助合作的主旋律相违背,故没有引起党中央的重视,也没有得到推广。但是,以“包产到户”为代表的农业生产责任制思想对改革开放后的农村体制改革具有重要理论价值,为农业现代化的探索积累了重要经验。邓子恢于1956年11月在福建省龙岩县白土区进行了撤区并乡的试验,将3个乡并为1个乡,将调到县里的原区主要干部调回去,并将原3个乡的干部12人合并,名称叫乡,实际上是区,干部相当强,可以独立工作。改编之后一般反映较好,有利于减少层次,发挥乡的积极性,加强乡的领导(4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270-271页。。这个实践为后来农村改革中的撤区并乡工作提供了思路和示范。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党人基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历史条件,运用“实事求是”这一真理带领各族人民开始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1956年,苏联模式出现问题后,他试图探索一条既超越苏联高度中央集权模式的现代工业化发展道路,又超越西方以高资本、高投入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现代工业化发展模式,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富有生机和活力的中国式现代化的新路。但是,这条新路的探索也是非常曲折的,要经历几代人的艰苦探索才会成功。

1987年6月,邓小平在会见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主席团委员科罗舍茨时指出:目前我们国内正在进行改革,不改革就没有出路,旧的那一套经过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是不成功的。中国社会从1958—1978年20年间,实际上处于停滞和徘徊的状态,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发展和提高。这种情况不改革行吗?(49)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37页。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和实践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2002年11月召开的党的十六大认为:经过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邓小平所期盼的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终于实现了。党的十六大还提出:我国要在本世纪头20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经过这个阶段的建设,再继续奋斗几十年,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

经过一代又一代中共党人的努力探索和实践,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各族人民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带领下,完成了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党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在认识上不断深入、战略上不断成熟、实践上一直丰富。当下,中国正在续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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