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臧艺兵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20多年前中央音乐学院毛继增教授，在台湾出版了一套相当珍贵的西藏童谣，却不被大陆朋友所熟悉，故事从这里说起。记得读博士研究生的时候“音乐记谱与分析”课，曹本冶教授让我记谱的内容有：两架手风琴的多声部音乐、越南的独弦琴飘忽不定的旋律、非洲妇女似唱非唱的歌曲、粤剧唱腔等。记谱的手段，除了五线谱，还有用带有坐标纸的表格，音准和节奏都要像声学实验那样记成纵横的“总谱”，一遍一遍反反复复听，且量很大，人都要听疯了。于是乎，其他课程的作业还有相关记谱分析，是自选的曲目，我就找最容易的童谣。我选了毛继增老师所采录西藏童谣，台湾出版的那一套中的内容。另一方面，在博士课业压力巨大的特殊年代，反复听西藏的童谣，那却是一种童谣音乐救赎疲惫灵魂的亲证。后来在韩国永同开亚太民族音乐学会议碰见毛老师，我兴奋地背唱出西藏童谣《拉萨跳绳歌》给毛老师听，毛老师很高兴，让我等一等，他急速回到宾馆房间，把原打算送给韩国朋友的四盘西藏童谣光碟取了送给我。下面是我唱的当时记下的那首歌。（见谱例1）
但是，我还是觉得，是因为我的一些特殊的儿童情结、生活体验和观察，促使我关注到了童谣研究领域。记得有一年住在低研宿的三楼，楼下是一个幼儿园，我每天在那个自习室没日没夜地阅读那些生词巨多，还查不明白的人类学英文单词的时候，楼下儿童的玩耍吵闹声总带给我巨大的心理慰藉和情绪放松，我总禁不住走到阳台，伏在阳台的栏杆上，观察楼下花园草坪上这些小娃娃们快乐的玩耍，像庄子在河边看水里的鱼儿自由自在地游动。花园不大，是能容纳几十个孩子游戏玩耍的空间，这里的孩子应该是学校教工的孩子，来自世界不同国家，不同的肤色，黄的、白的、黑的……非常可爱。非常明显的是西方的白娃娃最泼辣，赤脚在草地上乱跑，我很担心的是那草地并非那种足球场柔软的草地，而是一般的自然草地，孩子细嫩的小脚很容易弄伤，但中国小孩都是穿着鞋袜在草地活动，没有一个例外。我经常在这里出神地观察。后来我还写了一首诗歌，叫《想起》，内容是这样的：看见羊吃草／我想起人吃饭／看见人怀孕／我想起鸡下蛋／看见鸟在飞／我想起人坐监／看见猪在哼／我想起人在怨／看见狼觅食／我想起人做官／看见孩童玩耍／我想起星星闪闪……但是，这个幼儿园大概是托儿所性质的，从来没有听见孩子们唱过歌，再说，国籍不同，语言不通，唱哪国歌曲呢?哪个老师能教呢？这个托儿所没有所谓学前课程，都是各种儿童游戏和自由玩耍。当然这些孩子们的陪伴，也是我选择童谣作业的另一个诱因。这次的作业，成为我2012年在西安举行的中国传统音乐学会第十七届年会的一次正式学术发言。但却一直在心中“珍藏”至今，没有发表。我把这篇童谣研究的“前研究”的故事说出来，不知道算不算这篇人类学论文的田野考察？至少算是一个研究的缘起吧。
谱例1 《拉萨跳绳歌》；
毛继增采录；
臧艺兵记谱
而另一个研究童谣的是学术的理由，就是当今中国童谣研究的现状。从汉语文献公开发表的关于童谣的著作和数百篇论文来看，主要是研究童谣内容解析本身占据很大一部分，剩下的是童谣与儿童的道德教育、童谣与儿童认知、童谣与语言学习、童谣与谶纬政治、童谣与幼儿教育、童谣与历史、童谣与民俗等等，这些研究从文化教育的角度看，的确是阐述了童谣的社会意义。但又似乎感到，童谣这种天真无邪的独特文化，被赋予了极其浓厚的成年人色彩，童谣研究好像是在儿童的世界之外徘徊，从人类生活的实际来看，童谣的最重要的主题，是儿童和父母亲的共同生活的状态，遗憾现代关于童谣与母亲的这部分几乎没有文章涉猎到。在人的婴幼儿期童谣的重要创造者和实施主题——母亲与婴孩的关系，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笔者也是希望通过此文促进当今社会关注让更多母亲注重直接给婴孩唱童谣，而不是过多依赖各类电子产品给孩子的播放，甚至完全放弃了婴幼儿的早期童谣养育。
从人类学的角度看，我们需要将童谣放到人类生存繁衍的具体环境中来考察童谣的存在，来看童谣的生物学和社会学的状态。人类学不仅要注意童谣的文本，更需要注重童谣承载的主题：儿童以及儿童的养护人——母亲、父亲和长辈，要将童谣放在一个孩童成长的家庭生态环境来看，人类需要通过音乐作用来帮助儿童身心健康成长，通过音乐教育实施对于儿童的社会化塑造，其中包括通过童谣建构儿童的美好心灵和外部世界。同时我们也看到，这种所谓成年人构建儿童世界，其实也是努力让儿童的率性天真来纯洁成年人的内心，也是成年人在构建自己的世界，更是构建人们共同的未来世界。
成人世界有一个自以为是的思维定势，社会出了问题，如果需要反思，反思来，反思去，一定是反思教育，最终反思早期教育影响：所谓三岁看大，七岁看老。心理学强调儿童时代对于人格形成的重要影响，健康的童年经历带给人一生的幸运，不幸的童年需要用一生去修补。但是成功学却说，苦难的童年是人生的一笔宝贵的财富。少年磨难必有大成，这是一些经验性的人生解读。生命哲学认为，人生是一个过程，童年和老年都很重要，人一生的每一个阶段都很重要。但是，童年的安全感和幸福体验必定给孩子幼小的心灵中植入爱的种子，反之，它可能“事业很成功”，但不一定懂得爱家人，爱周围的人，爱这个世界。但这个不是一概而论，相反的情况也是有的。有些历史学家甚至在分析重要历史人物对于人类历史重大转折的时候，常常会有通过追溯那些影响历史的人物的某些童年经历，来解释历史的进程。
目睹今天人类社会的种种错综复杂现象，可谓见微知著，牵一发而动全身。二战之后，全世界都在反省各种霸权导致的人类战争灾祸，联合国的成立，人权宣言、联合国宪章的颁布，使得人类在基本的自由、人权、民主等价值体系上取得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认同。反对霸权，维护文化多样主义，成为世界的一个主流。尤其随着科学技术发展，人类的生活越来越密切的共生在一起，不可避免产生了各个国家的利益纷争。于是在舆论上，各自强调自身文化的特殊性，国家的独特性，声音愈来愈强，弱者有自己的理由，强者更有自己的理由，这样各自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把人类的道义、利益、强权杂糅在一起辩护各自的道理，极大加剧了人类争端的复杂性。这使得不同文化的沟通变得效率低下，误解多于理解，强词夺理多于理性对话。站在全人类利益角度，来看待国际事物的各国政治家、科学家、经济学家变少，强调人类生存生物统一性和命运共同性的声音越来越弱小。人类学是消除人类世界各种文化藩篱和学科壁垒的唯一理论体系。它吸收全人类所有的知识成果，站在人类地球地理、生物共生、人类共存的立场，构建人类共同的伦理价值体系。而人类的各国间，不同种族，最能够与这个思想体系融为一体的东西，不一定是科学，有时恰是永远没有彼此排斥的各种艺术。唯有以美感超越理性的人类的艺术，可以使人类随时摒弃差异，获得共情、共享与共荣。
人类学与音乐学交叉成了音乐人类学（Anthropology of Music），它方便我们从任何一个角度研究人类音乐的任何内容，使研究者的视野特别开阔，思想获得极大自由，用不着担心那些特别强调文化身份（identity）的“严谨学者”，说你的研究超出了学科范围。也正是因为这一点，人类学成了一种解放学术偏见的神奇力量，人类学所到之处都带给该学科极大思想启发。给予不同学科讨论共同的问题提供了意想不到的便利。这样说，并非说人类学是万能的，没有自己的学科范畴，是一个无边无际无所不包的学科。而是说，人类学的确为我们研究人类的一切音乐，带来极大的思维便利。你可以通过你的田野调查或者真实的人生经历和观察，对你感兴趣的任何人类的音乐现象进行研究，提出自己的怀疑，然后去探索去解读它的文化人类学意义。也可以运用人类任何学科的知识成果，如生物学、物理学、化学、数学、医学等，去深究音乐作为人类的一种生命现象所蕴含的宇宙秘密。包括了你用这些理论和方法研究人类最初的童谣。
政治家说，人类是用推动摇篮的手，推动地球。心理学家说，幸运的童年滋养我们一生，而不幸的童年需要用一生去修补。《中庸》中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从生物进化的观点看，其原始的、主要的生存获益的意义表现于父母与婴儿之间的联结关系。”①M.Konner.The Enigmatic Smile.Psychology Today,1987, 3, pp.42–46.“人类的大多数行为不是本能的，而是习得的。在长期的婴儿依赖期里，我们获得许多重要的人类行为。父母与婴儿之间的互动，使双方都获得许多生理和心理的益处。在这一时期表现出来的许多行为中，爱的行为可能是最为显要的。婴儿对爱的学习是非常快的。同时，婴儿也正是在抚爱中，才能得到健康的成长。爱的交往行为的重要性，无论怎样强调都不为过。”“向婴儿传递爱和情感有许多种途径。言语、歌唱和抚摸是成人向婴儿进行交流的主要方式。一些心理学家拼合了一个术语，叫做‘motherese’，译名多种多样：儿语、儿话、母性语言、母亲式语言、妈妈的话。指的是母亲和婴儿在一切所用的特殊的言语形态。”②〔美〕多纳德·霍杰斯、〔美〕戴维·西博尔德：《人类的音乐经验：音乐心理学导论》，刘沛译，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15年，第45–46页。所谓童谣就是我们生命最开始的时候所接触到的音乐。
西方民族音乐学领域，有一个很著名的学者对童谣进行过很好的研究，这个人是约翰·布莱金，他1956至1958年间，在德兰士瓦北部的文达人中进行田野采风，在他的著作Music，Culture and Experience③John Blacking.Music, Culture and Experience,Selected Papers of John Blacking.Chicago and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1995, pp.73–126.（《音乐、文化与体验》）一书中就对非洲文达地区儿童的音乐进行了细致的研究。通过研究，他认为，文达儿童不受成人用 “正确”方式对音乐创作给予指导的干扰，可以独立意识的创作出他们自己的音乐。他还结合生物学对儿童的音乐遗传性进行研究。这些研究不是我们今天的儿童教育方面的视角，而是从多角度的对儿童音乐的研究。童谣（child ballad），在英文中的概念应该不同于儿歌，尽管常常混用，至少在汉语中童谣包括了作曲家创作发表的儿歌。如摇篮曲（lullaby）东西方都有，欧洲最早使用这个名称作为艺术音乐题材，是1588年由英国作曲家拜尔（William Byrd，1543——1623）所作的摇篮曲Lullaby My Sweet Little Baby，四百多年这个名称一直被沿用。The New Grove Dictionary of Music and Musicians（《新格罗夫音乐与音乐家辞典》）中没有“child ballad”的专门论述或条目。
1896年驻京意大利使馆的韦大列（Baron Guido Vitale）在北京搜集整理了一部《北京的歌谣》（Pekingese Rhymes），内有中英文对照的歌谣170首。清末美国人何德兰（Isaac Taylor Headland 1859——1942）编译《孺子歌图》（Chinese Mother Goose Rhymes），此书1900年在纽约Fleming H.Revell Company出版，共有童谣152首，书中采用中英文对照的形式，还附了大量的儿童游戏、母与子等与歌谣内容相近的图片。
音乐人类学的理论对于我们研究童谣的启发，就是将童谣置于人类的整个生存体系中去考察，具有广泛的生活意义，也就是童谣的功能。西方的意义人类学家对于音乐的功能有多种分类方法，有梅里亚姆（Alan.P.Merriam）的十种分类，有格雷戈里（A.Gregory）的十六种分类，有克莱顿（M.Clayton）的四种分类。归纳他们的看法，本文将童谣的功能分为以下十项：
1.催眠；
2.沟通母子情感；
3.游戏与交往；
4.个人娱乐；
5.学习语言；
6.理解生活及伦理；
7.歌舞健身；
8.参与成人劳动；
9.认知与表达自然；
10.社会政治符号。
童谣是一种表达生命起始时期的生命状态的语言与音乐的符号体系。人们在历史厚重记忆中呈现童谣，是希望借助童心无邪的纯真折射出生命历史的确凿性。从人类学的角度看，我们是以考古学的意识和语言学的意识来看待那些历史上真真假假的文献遗存。无论是真是假都可以讲述过往沉淀的历史。在中国古代，儿歌称为童谣、童子谣、孺子歌、小儿语等。《左传》中有《卜偃引童谣》的记载。童谣的整理，明代以前主要代表是宋代郭茂倩编写的《乐府诗集》（一百卷），上起陶唐，下迄五代，有“杂歌谣辞”七卷，集中地收录了一部分童谣。各地方的民俗音乐中，仅单纯的抚儿使睡之歌很多，这些歌曲有些称之为母歌、催眠歌、摇仔歌，有些称之为催眠止哭歌、仔守歌等。而童谣，则不包括当下创作的这一部分，它只包括民间母亲和孩子们自己创造、传承、传播的儿童歌曲。《古谣谚》认为，童子歌曰童谣，以其言出自胸臆，不由人教也。
中国的历史文献记录了不少童谣的资料。明代学者杨慎辑《古今风谣》（二卷），这是我国较早成书的古代民谣集，其中收录嘉靖时民谣280余首，内有童谣几十首。清史梦兰辑《古今风谣拾遗》（四卷），补《古今风谣》的不足。而规模较大的则是清人杜文澜的《古谣谚》（一百卷）。该书引书达860种，辑得先秦至明代谣谚3,300余首，其中童谣占了相当部分的比例。清沈德潜编《古诗源》（十四卷），选辑先秦至隋各个时代的诗歌700余首。
我们见到的最早的童谣集是由明代吕坤所编《演小儿语》（1593年成书），收集了河南、河北、山西、陕西等地童谣共46首，并进行了改写，在这些童谣后面加入一些劝诫述理的语言，从而编成一部以达到“教子婴孩，蒙以养正”为目的的童谣集。由清人郑旭旦编写的童谣集《天籁集》，算得上是我国真正从民间采录的童谣，书中共收录浙江童谣46首，每首童谣前后有编者的评语、注解。书前还有编者的《天籁集序》《自跋》和《天籁集醒语》。清同治年间“山阴悟痴生”编《广天籁集》（清光绪二年上海印书局排印），里面共收录童谣23首。清末范寅辑有《越谚》一书，里面“孩语儒歌之谚”中的“儒歌”部分收有流传于绍兴地区的童谣30余首。清代“百本堂”“别梦堂”的童谣抄本《北京儿歌》收有儿歌74首，许多都是今天耳熟能详的。1918年《北京大学日刊》发表简章。向全国征集歌谣，成为20世纪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童谣作为民歌的一个门类，成为新国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许多童谣选本面世，如：张国璘《北平儿童歌谣集》（1923年）、萨雪如《北平歌谣集》（1928年）等。1929年至1931年朱自清在清华还开设了“歌谣发凡”的课程。1957年作家出版社出版书名为《中国歌谣》，其中对民歌进行了专门的理论梳理和论述。
20世纪80年代，在十大“中国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志书”的《中国歌谣集成》中，收录了大量民间的儿童民歌。而在“民歌集成”中则将童谣归入民歌小调的类别中，且在其他类似的著作中则很少提及童谣。令人遗憾的是，在过去的一二十年间，我国《民间歌谣集成》中大量的优秀的儿歌童谣大多都在文献著作中“沉睡”。我们的孩子们却睁着大眼睛睡在摇篮里，听不见母亲的歌声。
应该说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的这段时间，全国各地有不少文学艺术工作者整理出版创作出了大量的儿童音乐作品，取得了很多的成绩。也有很多的好作品问世，要全面总结工作量是很大的。
进入21世纪，童谣的文献收集、整理、创作、教学、研究都进入了一个相对繁荣的时期。各地出版了不少的传统童谣的音像作品。相关幼儿学前教育也开始注重童谣的教学和研究，取得了比较丰富的研究成果。20世纪90年代初，央视还举办过全国范围的新童谣竞唱活动，产生过一定的社会影响。但就全国范围而言，能够像黎锦晖《小兔子乖乖》这样广泛流传深入人心的经典童谣还是很少。给人们的感觉，仿佛这些成果在一定程度上把属于母婴之间的童谣，剥离到了幼儿园和学校的教学体系中了，这本身没有什么错误。童谣在少年儿童不同的年龄阶段发挥着不同的作用。但是，我个人认为，童谣最为重要属性是属于母婴时期的摇篮曲。可能有人会说，这不是幼儿园和小学抢走了孩子学习童谣的机会，但是，我们看见的是，现代动漫节目铺天盖地，那些由父母口中唱出的具有生命气息的童谣已经被边缘到极其可怜的程度，在今天父母终日忙碌生计，成人手机“肆虐”的时代，童谣真正是被父母们遗忘的天使歌声？
童谣是指现实生活中，围绕着儿童所产生的那一类民歌。周作人在20世纪上半叶写作了《儿歌之研究》，他指出儿歌要分前后两级：一曰母歌，一曰儿戏。母歌者，儿未能言，母与儿戏，歌已有之，与后之儿自戏自歌异。凡儿生半截，听觉发达，能辨别声音，阅有韵或有律之音，甚感愉悦。儿初学语，不成字句，而自有节调；
及能言时，恒复述歌词，自能成诵易于常言。盖儿童学语，先音节而后词意，此儿歌之所有发生，其在幼稚教育上所以重要，亦正此。
《中国儿童民歌选集》的分类包括：母亲或其他抚养者唱给孩子们听的特定歌曲；
孩童自己即兴编创或者跟大人学唱的具有儿童生活内容的民歌；
具有成人内容，但在特定儿童人群中演唱的民歌，如放牛歌等。何振京将童谣分为牧童歌、童谣歌、游戏歌和摇儿歌四类。④何振京：《中国儿童民歌选集》“目录”，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1990年。有内容分类的为：“游戏歌、谜语歌、数数歌、摇篮曲、童话歌、常识歌、劳作歌、亲情歌、滑稽歌、吟景咏物歌等。”⑤刘幼玲、林朝虹、庄晓渲：《方言童谣引入学前教育的价值、困境与路径》，《岭南师范学院学报》，2021年，第3期，第11页。以下我们参照何振京对童谣的牧童歌、童谣歌、游戏歌和摇儿歌的分类，对其丰富性进行呈现。中国的童谣有全国性流行的童谣，也有区域性的，有即兴编唱的，也有人专门创作后流传的，多彩纷呈。
但是，更多的童谣则是无法统计的，它是无数母亲在抚养孩子的过程中自身母爱情感的自然流露的音乐，包括那些有歌词的、无歌词的、音调极其随意的哼鸣。但是对于婴幼儿时期的孩子来说，这都是世界上最好的音乐，也是最初的音乐。
1.摇儿歌（摇篮曲），或称催眠歌，各地也有哄孩调、眠囡调、摇篮曲、讴娃娃歌等多种名称。摇儿歌它不是宝宝们自己唱的，是母亲哄婴儿唱的歌曲，是母亲们献给孩子们的最早、最珍贵的人生礼物。有的没有歌词，只是母亲们看着自己孕育的小生命随口哼唱的音调，因为，这声音传达了母爱最神圣的情感，是发自母亲内心的声音，所以，摇篮曲优美感人，音调温柔、舒缓，歌词富于想象。如《哄孩调》《摇棉花》《小鹿小鹿》《眠囡调》《摇得宝宝长成人》《催眠歌》《奶奶的催眠歌》等。
2.童谣歌，一般不长，大多不是孩童自己编唱，而是妈妈或养护儿童的长者即兴或者是传承下来的歌曲，自己唱给孩子听，或者教给儿童唱的民歌。其中有以儿童的口气编唱的，也有成人的语气和观点。也是成人对儿童教化的重要途径。如《小白菜》《后奶歌》《苦麻叶儿苦茵茵》《月光光》《小小童工》《天乌乌》《我家有个小娃娃》等。事实上，这种妈妈的歌，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妈妈会唱什么歌，有些歌也许并不是儿歌，妈妈也会唱给孩子听或者教给孩子唱，另一种情况是，妈妈在育儿的过程中，排遣自己心中的情感，自娱自乐的，并非特意唱给孩子听，如《两个姥姥》等。
3.游戏歌，就是孩子们做游戏的时候唱的民歌，游戏五花八门，其歌曲趣味性强，歌曲就丰富多彩。游戏歌的最大特点应该是随着游戏的节奏而歌唱，音调简练，节奏明快，活波、幽默、韵味十足而富于舞蹈性。对于儿童来说，这种边游戏边唱歌的形式，是儿童最为欢喜的形式，也是成年人可以与儿童一起参与的形式，如《丢手绢》、《拍手歌》、《打花拍》、《打七巧》、《对十》（霸王鞭）、《拾子歌》、《抓弹子》、《猜中指》、《捉羊》、《对十》（打莲香），等等。
4.牧童歌，是指儿童在放牧的时候歌唱的歌曲，大多为牧童自己即兴编唱的民歌。因为牧童在牛羊吃草时有很多的无聊时间需要打发，所以就唱歌、吹笛、打响鞭等，形式自由自在。有一人唱、两人的对唱，有的叫对歌，有的叫战歌。因为牧童之间的充分交流，所以内容相当丰富。而实际上，在乡村放牧不仅只是儿童，成人也会放牛放羊，所以一方面牧童歌有儿童表现的内容，是儿童眼中的大自然、日常生活、思想情感，另一方面也有不少成人的东西，比如农村常有以“放牛娃子”来称呼说粗口的人。但是，牧童在天地之间无拘无束的歌唱确是牧童歌本真的样态。如《放牛歌》《牧童歌》《放羊调》《割草歌》《战歌》《小叔子扒灰》等。
关于童谣的文学研究，近代以来，有许多成果，这包括20世纪上半叶北京大学中国歌谣收集和研究工作，20世纪80年代十大“中国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志书”的“歌谣集成”，另外就是21世纪90年代的童谣研究成果，如张梦倩《中国传统童谣研究——在教育世界的边缘》⑥张梦倩：《中国传统童谣研究——在教育世界的边缘》，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12年。等。但是，这些研究对于童谣的音乐几乎都没有涉猎。更为遗憾的是，许多文学工作者对于民间歌谣所收集的版本都没有音乐的记谱，这使得一些原本是可以歌唱的民歌变成了只有文学文本的谣谚。当然，这在研究文字文本的文学领域是非常正常的。在音乐领域，20世纪下半叶以来，虽然出版了大量的儿歌和童谣类的读物，但是，儿童音乐研究一直是学界非常欠缺的。大概的原因是，学者认为儿童音乐过于简单，没有什么好研究的，而从事儿童音乐工作的老师，有很好的实践能力，但缺乏学术研究精力和能力。更为重要的原因，是真正缺乏既懂音乐，又懂文学，还懂得儿童心理和审美特征的热爱儿童的研究者，包括童谣在内的儿童音乐应该受到社会的重视。
事实上童谣音乐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研究领域。人类唱童谣的时期是心、语言、情志、人格发展的关键时期。而唱歌行为，则可以带给儿童全方位的成长呵护，这是其他教育养护手段所不可取代的。首先婴儿牙牙学语，便是婴儿听觉发育、语言和音乐的综合发展时期，也是婴儿早期认知的重要时期。大量的儿童心理学研究证明，日常生活中母亲稳定的情绪是儿童身心成长十分关键的因素。童谣中平缓的节奏，平和的音调能够带给孩子极强的安全感和舒适感，母亲说唱相间柔和的说话声调能带给婴儿美好的空间感体验，更不用说，母亲的歌声所蕴含的词语意义带给孩子多大的心灵慰藉了。最好的童谣音乐不是作曲家创作的，而是母亲与孩子在母婴抚爱和亲子游戏的过程中产生的，是母亲心中自然而然流露出来的爱。父母在与孩童玩耍的过程中，可以将适当的生活语言都转换成唱歌的声调形式，唱出来形成原生的童谣。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唱算数》⑦臧艺兵：《论汉语中唱读唱说吟诵三种声音的呈现形式》，《语文教学与研究》，2011年，第28期，第47–49页。，就是回忆我在小学阶段一个老师教数学的时候，背诵加法乘法口诀都是用吟唱的形式。童谣的音乐是与孩童平时的交流过程中同时产生的，完全不用拘泥于押韵对仗的文学形式，而是应该更多使用自由的口语形式。而成年人模仿儿童的口吻创作的童谣，无法摆脱成人头脑中传统固化的音乐形式，禁锢了母婴以音乐交流的自由意识，父母要以童真之心参与到婴孩“天上一句、地上一句”“胡言乱语”的游戏中，儿童音乐、语言和诗歌都在其中诞生。这是童谣音乐的最为本质的精神。但是，儿童是在不同情况下唱不同的儿童歌曲，因此，按照童谣的音乐特征大概可以分为三个类型：
第一，即兴演唱型，是孩子或父母长辈照看孩子与孩子玩耍时，或是孩子或是大人根据彼时彼景即兴自由唱出的童谣。这类童谣最能培养孩子的联想想象的创造能力，也最能发挥孩子自由自在的个性的歌唱。第二，继承传统型，是父母大人将已经学会的过去的童谣唱给孩子听。这类童谣是孩子学习语言的表达、诗歌的韵律、语言的旋律节奏的社会化标准化的熏陶。内容也是多偏重蒙童生活教养、道德观念为主。第三，即兴改编型，是大人或孩子讲一些歌曲的旋律或句子，随心进行改编唱出，就是大人常常说小孩的“瞎唱”。这一类是介于前两者之间的童谣，这类童谣也是给孩子创造的机会，有一些素材的引导和启发，让孩子自由发挥。孩子已学会的东西相当于一个拐杖的作用。无论是哪一种童谣的歌唱，都要保护好孩子的自由天性，不可以成人知识的权威感打消了孩子的学习乐趣和自信心。为孩子音乐、语言表达提供广阔的空间。
最后，方言是人类文明保证人地关系文化特征的最重要记忆，也是孩子获得多样性乡土文化滋养的非常关键的因素。更是传统音乐地域风格的重要依据。现在许多背井离乡的青年夫妇，有了孩子，都跟孩子说普通话，唯恐方言给孩子带来上学的不方便，甚至不自信。不给孩子学方言的机会，因此现在许多城里孩子都不会说本土方言，虽然父母都会说方言，但到了孩子这一代，方言就消失了。这也为孩子未来获得精神的家园感带来极大的缺憾，特别是方言所滋养的本土文化，如历史、风俗、民歌、地方戏曲、说唱、土语幽默等，都因为孩子不会讲方言，而失去真切体验扎根乡土文化的机会。方言是民歌、戏曲、曲艺乃至文学的重要基础。所以说，会说一种方言的人对于文化的体验和感受，是不会说方言的人无法体会到的。不会说方言不仅失去这方面创作的能力，甚至也失去深切欣赏这类艺术的能力。所以说，童谣是和方言密切相关的，意义显而易见。
从2001年偶然地关注童谣，到2019年，其间也偶尔关注到童谣的社会发展，看见书店大量的童谣读物，包括婴幼儿有声读物，在我看来童谣在中国的家庭中已经发展到了一个理想状态，直到2019年，我指导了集美大学硕士研究生撰写了《童谣：作为母婴的桥梁——对1627位孩子和24位母亲问卷访谈与解读》，这篇论文的写作，从该同学的田野调查和网络问卷所获得的数据资料，引起了我深深的思考。调查得知：当问及1970年以后出生的1627人“0——6岁期间是否长时间不在母亲身边生活？”时，回答：“是”的，70后出生的占9%，80后出生的占13%，90后出生的占24%，00后出生的占28%。⑧罗雪花：《童谣：作为母婴的桥梁——对1627位孩子和24位母亲问卷访谈与解读》，2019年集美大学硕士学位论文，第41；
41；
44–45页。该文曾获得2019年福建省优秀硕士论文。这些项调查显示了一个特别令人悲伤的事实：中国经济越发达，儿童与母亲相处的时间越少，至少福建省是这样，这难道是中国家庭为发展经济所付出的代价吗？
当问及“小时候妈妈为你唱过童谣吗？”，1627位答卷人中，有648位回答“唱过，但很少”，约占40%；
199位回答“经常唱”，约占12%；
366位回答“没唱过”，约占22%；
399位回答“没有印象”，约占25%。48%人回答自己会唱1至3首童谣，32%回答一首也不会唱。⑨罗雪花：《童谣：作为母婴的桥梁——对1627位孩子和24位母亲问卷访谈与解读》，2019年集美大学硕士学位论文，第41；
41；
44–45页。该文曾获得2019年福建省优秀硕士论文。
上述数据显示，约52%的人有母亲在自己儿时为其唱过童谣的记忆。约48%的人没有感受或者忘记童年感受到母亲唱过童谣。我不知道如何来分析这个数据，也许这个问卷的提问本身不足以完全反映中国近50年母婴关系的具体状态以及它的复杂性。但是，我们认为这些数据所反映的事实是有意义的，至少足够引起一切看到这个数据的读者的短暂沉思。（见表1）
表1 1627名被调查者显示会唱的童谣歌曲排序⑩罗雪花：《童谣：作为母婴的桥梁——对1627位孩子和24位母亲问卷访谈与解读》，2019年集美大学硕士学位论文，第41；
41；
44–45页。该文曾获得2019年福建省优秀硕士论文。
当中国社会和经济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的时候，国民的生存状态、国民的生活质量、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都成为全体中国人民新的奋斗目标。大量的新的社会问题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只有正视它，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答案。掩盖、推卸和抱怨只能使问题越来越严重。青少年的教育问题、家庭教育问题越来越受到全社会的关注。因为，我们希望健康成长的孩子们能够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社会。所以说，我们如何强调少年儿童的教育和关爱工作的重要性都不为过。更不用说，关注青少年问题，往往能够更加真切地反射出成年人世界的各种不可宽恕的错误。让我们重新认识童谣的意义，让我们全社会都来关注母婴的健康生活，大量的科学研究证明，母亲的良好情绪和耐心对于儿童的成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童谣则是搭建优质母婴关系的最佳桥梁。我们社会的每一个男人和女人都曾经是婴儿，每一位女人都会或者可能会成为母亲。而我们每一个幸运的男人都是由一位伟大的母亲养育长大。
（一）童谣对于母婴的生理心理学意义
婴儿出生以前是与母亲一体的生命状态，孕妇的一切生理和心理都与婴儿一起共同感受。因此，母亲孕期和新生儿期间，母亲的一言一行都关系到儿童最初的成长环境，而且是最关键的成长环境。我们不能夸大唱歌对于这种复杂生命状态的作用，但是，用音乐或歌唱适当干预改善母亲的心理状态确是一种最直接、最简便，也最有效的途径。如果母亲懂得适当的歌唱摇篮曲及童谣，这无疑会给母亲自身和被孕育的婴儿乃至出生的孩子营造一种非常宝贵的温馨的空间。特别对于产后母亲的诸多心理问题也能带来很好的缓解，这是音乐医疗的最一般原理。
唱童谣的意识和行为本身，体现了人类生命的一种初始状态，以及让处于这种初始状态的人更自然地理解世界。对于人类研究自己产生、自己本质形成、生命的演变等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也为我们从音乐生物学的角度研究儿童的生理和心理提供最直接的客观依据。童谣是母亲和孩子之间的一个桥梁，能使成人更好地了解儿童眼中的世界，让成人更好地爱儿童。无论儿童唱童谣还是成人唱童谣，都是在构建儿童的生活内容和情景，成人是从儿童生长过来的，所以，成人唱童谣也是一种童谣的回忆性体验，童谣是人类共同创造的对生命历程的一种音乐表达。
（二）童谣对于母婴的伦理学意义
父母是儿童最早接触的世界，父母的一言一行为儿童提供了认知世界的重要的对象。儿童在成长的过程中，如何与周围世界建立一种关系，儿童最早伦理意识的形成，与父母，特别是母亲关系最为密切。儿童需要怎样的成人呵护，他们的情感体验、人格形成，母亲及家人歌唱都可以带给儿童对于世界认知和理解。音乐及童谣带给儿童愉悦和安全感，丰富的音调可以刺激儿童的听觉和大脑发育，同时形成对世界的基本态度和伦理启蒙。而这一切，最普遍的承担者大多是母亲，也可以通过其他家庭成员以适当的音乐途径来完成。
（三）童谣对于母婴的语言学意义
成人特别是母亲，或者准母亲，必然承担了儿童的心灵塑造和教化责任，因此有义务、有必要学习童谣。童谣传达成人对世界的态度从而影响儿童。成年人对世界的理解，可能通过童谣传达给儿童。婴儿听不懂语言的意义，但他／她更容易受到情绪的感染，并形成他／她的心理状态。能听懂的孩子，更是在他们幼小的心灵中埋下了一颗可以不断生长的种子。所以童年的影响对一个人的一生至关重要。事实上，在现实生活中，并不是每一个儿童都有机会在童年听到母亲为自己唱童谣的，因为并不是每一位母亲都会唱，哪怕只有一首。尽管，母亲哄孩子的哼鸣可以让孩子入睡，但有音调和节奏的童谣相信可以带给孩子某种更丰富的信息刺激。
（四）童谣对于母婴的音乐学意义
无论是童谣的音调还是童谣的语言都对儿童的语言能力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生理学研究表明，大脑皮层神经元就是要在多种刺激的状态下，才能建立更多神经联系。因为童谣可以将成人的语速放慢，夸张音调、强化节奏感，符合儿童的生理特性，童谣的词曲都是很好地刺激儿童听觉系统的环境，是其语言和音乐能力获得的上好途径。这些基本的原理已经是科学的常识了。需要的是我们的社会要更多向年轻的父母传达这样的观念和具体做法，音乐创作、音乐教育、音乐学术，都要提供更多更好的关于童谣的社会服务。像我所认识的一位湖南的蒋军荣教授，他毕业于音乐学院作曲系，一生却用大量的精力致力于儿童音乐的创作。
中国侗族的孩子从小就开始唱歌，是群体性的习惯性的行为。所以侗族人可以演唱非常复杂的多声部音乐。对于一般人来说，这种音乐能力需要经过专业训练才能达到。儿童从小多听童谣对音乐能力的提高是毋庸置疑的。音高感、节奏感、对声音辨识能力、综合乐感都可以通过童谣的听唱逐渐获得。童年时期获得这种能力要比成年后获得更容易、更牢固。但是，要注意的是，在非自然的状态下，过度强化儿童的音乐能力训练，也是不足取的。童谣本身的音乐要素虽然并不复杂，但是，如果从儿童及母亲们的生理心理和音乐语言关系来考察，中国的经典童谣在各地是不少的，可是广泛流传的，像黎锦晖的《小兔子乖乖》这样的并不很多，童谣的传播不光是幼儿园老师的事情，广大的母亲学唱更多的童谣，才是最重要的。
（五）童谣的社会政治意义
童谣与政治要从两个方面讲。其一，所谓政治谶纬童谣，是指某些社会时期，将童谣作为一种特殊的政治工具，人们假借儿童歌谣街陌谣讴的民间传播的力量，或传播对于统治者的歌功颂德的“颂谣”，或散布对于某个朝政的批判和不满言论的“刺谣”。这类童谣，很显然是成年人编出来后教给孩子唱出来的。是散布者借助童谣，有效隐藏自己的身份，以通过民间舆论达到营造社会舆论的政治目的。中国历史上有很多政治童谣的例子。如清计六奇编《明季北略》卷十九记童谣：“穿他娘，吃他娘，开了大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这是反映明代李自成造反的童谣。而与歌颂性质的童谣相比，讥讽时政的童谣则要多得多。南朝梁任昉撰《述异记》，始皇二十六年，童谣云：“阿房，阿房亡始皇。”这首童谣反映了秦始皇修建阿房宫的民间声音。此外，太平天国时期也有不少政治童谣。有学者认为：我国古代的这类童谣，乱世多，盛世少，新朝多，末代少。⑪雷群明、王龙娣：《中国古代童谣》，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第4页。可见但凡靠童谣来议论政治者，大多是政坛不开明压制社会言论自由的时代。其二，讲童谣作为政治的一面镜子，从积极的角度来看待，一切最好的政治，是以人性的根本、以公平正义自由等价值为标准，守护公民安全感、温馨感的日常生活，而权力和权力的实施者是无形的体现而非直接表现者。这样的社会指标在很大程度上，我们通过观察妇孺之生存，观察老幼之现状，观察弱者之生境可以得到。
（六）童谣的综合意义
为什么不说童谣的教育学意义呢？是今日之中国，儿童教育所加负的东西太多了，我希望站在儿童的立场上，童谣不是成年人带给他们的“早期教育”，而是他们自然生长的生活内容。儿童成长是一个生物性和社会性意义的自然和谐的生长，儿童的成长首先是其身心养育，是保护其天性率性的生命之道，其次才是尊重其天性条件下的社会化过程。但是，我们今天教育的最大问题，是急功近利，提前和加大儿童社会化的强度，使儿童尚未发育的天性和身体被社会固化和现实功利化，从生命自身成长的角度来说，是剥夺了一个人整个童年的生命天赋的自由体验，从社会功能来说，过度早期教育，将儿童的人格和思维方式过早限定在特定的时空范围中，极大地扼杀了孩子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及审美能力。这是中国的教育必须反思的问题，当然我们的教育也正在反思和改善。在童谣的综合性运用方面，也有幼儿教育工作者进行了可贵的探索，如对利用童谣的内容进行多种多样的活动的形式和方法扩展童谣对于儿童的影响。如说童谣：诵读、故事、对歌、接龙、填词、仿编、创编、猜谜；
看童谣：图片、图谱、实物、视频、教玩具；
唱童谣：歌唱、对唱、合唱、乐器演奏；
跳童谣：动作、体操、舞蹈、律动；
画童谣：拼贴、绘画、手工制品；
演童谣：话剧、诗剧、歌剧、舞剧。⑫同注⑤，第16页。通观我国童谣的社会文化状态，略述几点：其一，童谣学术研究极其薄弱；
其二，童谣的社会意识快速衰弱；
其三，童谣与母婴的距离越来越远；
其四，电子化声音取代母亲歌唱趋势严重；
其五，在我国的幼儿师范教育中，虽然有幼儿歌曲弹唱之类的课程，但是植根于本土文化传统的童谣课程，也应当成为专门课程受到重视；
其六，生活中童谣的存在状况，反映出中国人生育繁衍的环境质量的改善问题不容乐观。
在文章结束的时候，我的头脑中又出现了那首《西藏童谣》的旋律，眼前仿佛看见那个西藏的儿童站在湛蓝天空的雪山之下，穿着小藏袍站在那里唱那首歌，我也因此想起我的童年，夏天，在月光特别明亮的夜晚，在打谷场上与小朋友们尽情地游戏唱歌，满脸都是汗水，夜深了也不愿回家的情景。
《娱乐至死·童年的消逝》一书认为：所谓童年的消逝并不是指特定生理年龄生命群体不复存在，而是指童年作为一种特定的文化特征的模糊不清。“童年”的概念来自与“成年”的文化分界，而这种区别并不是天然固有的，而是在历史中“发明”出来的。⑬〔美〕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童年的消逝》“前言”，章艳、吴燕莛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人在不同的年龄阶段有不同的生命特征，但是，不是被切割成界限分明的“段状”的。生命是一个渐变的体验过程，而有些生命的价值选择是可以贯穿始终的，例如童心。
在中世纪的欧洲，社会传播模式以口语为主导，儿童与成人之间没有交往的技术性困难，彼此分享着基本相同的文化世界，因此“童年”并不存在。而在印刷技术普及之后，文字阅读开始成为主导性的传媒，儿童不得不经过相当长时期的学习和训练，在“长大成人”之后才能够获得属于成人的知识与“秘密”，这就在童年与成年之间建立了一道文化鸿沟。而电视时代的来临则重新填平了这条鸿沟，儿童不再需要长期的识字训练就能够与成人一起分享来自电视的信息，两者之间的文化分界被拆解了，于是，童年便消逝了。但是，“童年”本来只是一种短暂的历史现象，我们又何必为它的消逝而担忧呢？或者说，童年的消逝在什么意义上是文化危机的征兆？
在今天的时代，文明发展水平的差距巨大，农耕文明和现代文明并存，有些东西在有的地方需要限制，但是在另一些地方则正在极力推行。即便在城市的一个社区内，相邻居住的两家人面临的问题可能截然相反。不同家庭的儿童也面临极为不同的生长环境。可能一种声音是希望孩子保持童年的天真与纯洁，另一种声音是希望孩子尽快成熟起来。学校和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成为最早熟的天才，有些家庭社会所处的阶层，使得他们似乎没有选择，他们口号是：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似乎整个社会、民族、国家都把富国强兵的压力传到了胎儿身上。唱童谣能否保护一下胎儿和婴儿睡眠呢？我希望如此。
事实上，今天成年人最大的困惑，不是是否要关心儿童，而是不知道如何有效关怀儿童：给他们好的物质条件，担心他们因此意志衰弱；
给他们磨难，害怕他们冷漠；
给他们充分的选择自由，担心他们领受不到传统的恩惠；
对他们严格教导，害怕束缚了他们的潜能发挥；
给他们西方教育，担心他们失去家园；
给他们接受本国教育，又会觉得他们缺乏国际视野。希望他们单纯，担心他们不能面对社会现实，希望他们富有创造性，又担心他们不遵守社会秩序，如是这般。在教育价值观如此摇摆不停的社会里，儿童的教育其实是很难以把握的，而事实上，中国的父母又比任何时候都具有强烈的教育意识和望子成龙的欲望。童谣的价值何处安放？也是一个问题。
童谣是折射人类生活的一面镜子，我们可以通过这面镜子反省生活，也可以通过它折射阳光，温暖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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