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_刘曙辉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一个重要方面涉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出版及其重要观念在理论与实践方面的影响。《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以下简称《起源》）是恩格斯阐发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理论的经典著作，它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影响大致包括三方面：第一，新中国成立前《起源》的翻译出版；
第二，《起源》中重要观念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影响；
第三，《起源》中重要观念对中国革命实践的指导。
新中国成立前，《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在我国的翻译分为摘译和全译两种，大致情况如下。
（一）《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摘译及其出版
1908年，志达以《女子问题研究》为题摘译了《起源》第2章的若干段落，刊于（日本东京）《天义报》第16—19卷四卷合刊，该文将《起源》译为《家族、私有财产及国家之起原》（北京图书馆马列著作研究室编：《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译文综录》，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版，第205页）。1920年，恽代英以《英哲尔士论家庭的起原》为题摘译了《起源》第2章关于家庭起源的内容，刊于《东方杂志》1920年第17卷第19号第50—55页、第20号第67—71页。1922年，邓中夏（笔名“重远”）以《共产主义与无政府主义》为题摘译了《起源》中关于国家的性质及其如何消亡的论述，刊于《先驱》创刊号（重远：《共产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先驱》1922年创刊号卷，第3—4页）。1923年，熊得山以《历史以前底文化阶段》为题摘译了《起源》第1章，以《国家的起源》为题摘译了《起源》第5、6章，以《未开与文明》为题摘译了《起源》第9章，分别刊于（北京）《今日》第3卷第2期第76—81、30—46、57—75页（北京图书馆马列著作研究室编：《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译文综录》，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版，第206页）。
（二）《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全译及其出版
1929年6月，李膺扬以《家族私有财产及国家之起源》为书名对《起源》进行了全译，出版于（上海）新生命书局，封面印有“社会科学名著译丛”，全书包括正文、第1版序言和第4版序言。1930年3月，（上海）新生命书局再版；
1931年4月，（上海）新生命书局第3版；
1932年7月，（上海）新生命书局第4版；
1934年3月，（上海）新生命书局第5版；
1936年2月，（上海）新生命书局第6版；
1937年5月，（上海）新生命书局第7版；
1938年6月，明华出版社重印（北京图书馆马列著作研究室编：《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译文综录》，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版，第206页）。
1941年2月，张仲实以《家族私有财产及国家之起源》为书名对《起源》进行了全译，出版于学术出版社，封面印有“古典名著译丛”，全书包括正文、第1版序言、第4版序言和附录“新发现的一个群婚实例”。1946年5月，生活书店大连版；
1947年1月，（上海）生活书店重印；
1948年，光华书店大连版；
1949年4月，新中国书店长春再版；
1949年7月，（大连）新华书店重印（同上，第207页）。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阐明了人类社会早期阶段的历史，论述了家庭的起源和发展过程，揭示了私有制的产生过程和消亡趋势，分析了国家的起源和阶级本质，指出国家必将随着阶级的消失和共产主义的胜利而消亡。《起源》中的重要观念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部分影响是在思想论战中产生的，其中有两次重要论战都涉及其国家观。下面我们就从这两次论战入手，分析其国家观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影响。
第一次论战是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论战。无政府主义是19世纪后半期在欧洲流行的一种社会政治思潮，“追求个人的绝对自由，反对一切形式的权力和权威，主张建立无政府的社会”（刘福春、李广良主编：《回读百年：20世纪中国社会人文论争》第2卷〈上〉，大象出版社1999年版，第3页）。20世纪初，无政府主义正式传入中国。五四时期是中国无政府主义思潮的高峰期，也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成长期。两者虽有过短期的合作，但由于根本立场的对立，合作很快终止，并在1920年前后展开了论战。无政府主义者黄陵霜、朱谦之等人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批评，陈独秀等人则进行反击，公开批评无政府主义。1921年3月，陈独秀与区声白就无政府主义问题展开辩论，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反响。在这场论战中，邓中勇以《起源》中关于国家产生和消亡的必然性的论述为理论依据，撰写了《共产主义与无政府主义》一文，分析了共产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区别。（重远：《共产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先驱》1922年创刊号卷，第3—4页）国家之所以必要，是因为社会分裂成阶级；
国家之所以必然灭亡，是因为阶级的消灭在将来不可避免。阶级消灭了，国家也自然随之消灭。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是主张无政府，但与无政府主义的差异在于，共产主义提供达到共产主义社会的步骤、手段和方法，而无政府主义徒有美妙的终极理想，忽略了当前的事实。这篇文章与《共产主义与中国》《一个无政府党和一个共产党员谈话》等文章一起，批判了无政府主义的错误，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国家观的中国化，为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学生和华工走上坚定的革命道路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二次论战是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1927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中国革命应走什么道路”“中国社会向何处去”等严峻问题摆在全国人民面前。正确回答中国革命的性质、方向和任务等问题，迫切需要研究中国社会的性质。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始于20世纪20年代后期到30年代初期，“持续时间之长、规模之大、涉及人物之多以及斗争之尖锐激烈，都是前所罕见的”（刘福春、李广良主编：《回读百年：20世纪中国社会人文论争》第2卷〈上〉，大象出版社1999年版，第177页）。此次论战的中心问题是：当时中国社会是资本主义社会、封建主义社会还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托派认为，当时中国是资本主义社会；
以“新思潮派”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中国的社会经济形态是“帝国主义侵略下的半殖民地的封建经济”，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这场论战中，朱镜我运用《起源》的国家观，与国民党御用文人潘公展所宣扬的超阶级的国家观展开理论斗争。朱镜我指出，现存的国家既不是黑格尔所梦想的“绝对精神底实现”，也不是社会学者所号称的“阶级间的关系底公正证书”，而是“由一阶级去压迫其他的阶级底机关”，其机能在于“拥护支配阶级压迫被支配阶级”（朱镜我：《政治一般的社会的基础（国家底起源及死灭）》，《文化批判》第3号，第56页）。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是“先由革命的行动，将自己升登于支配阶级的地位”，“利用现有的权力，废除以前的陈腐的生产关系，使一切立脚于此关系上的阶级对立，阶级一般扬弃，而且同时亦必然地扬弃固有于阶级的他自身的支配权力”（同上，第69页）。《起源》连同《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在中国的翻译出版，鼓舞了革命者的斗志，团结教育了广大群众，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继续深入。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诸多重要观点不仅在理论层面产生影响，而且在实践层面产生影响，指导中国革命实践，具体表现为以其家族观指导反对大家族主义的斗争，以其妇女解放观指导妇女解放运动，以其国家观指导反帝反封建斗争。
（一）《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的家族观与反对大家族主义的斗争
在《科学的历史观》一书中，吴黎平、艾思奇引用《起源》第1版“序言”中的一句话：“为某一时代某一地域之人民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制度，是受两种生产形式的制约，即一方是劳动之发展，他方是家族之发展。”（吴黎平、艾思奇：《科学的历史观》，大众书店1946年版，第111页）其解读是，家族关系在一个时代、一个地域的社会制度里有着一定的作用，要具体认识这一时代、这一地域的社会历史，除了要认识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以及阶级矛盾的发展之外，还不能忽略其家族关系的发展。同时，他们也指出，这不是说家族关系是社会发展的唯一基础或决定性的基础，也不是说家族关系和物质生产关系具有同等的决定意义。恩格斯在《起源》中对“两种生产”的精辟论述丰富了唯物史观的内容。而大家族主义把封建的家族关系和宗族关系看作中国社会永久不变的基础，并企图从这一基础来说明中国的一切问题，包括道德、文化、政治和革命等问题，抬高了家族在社会历史上的作用，不符合唯物史观。以《起源》中的家族观为指导，我国人民正确认识到社会基本矛盾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从而树立正确的家庭观，摒弃错误认识，取得了反对大家族主义的斗争的胜利，有力地推动了个人的解放和革命事业的进步。
（二）《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的妇女解放观与妇女解放运动
《起源》指出：“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事业中去；
而要达到这一点，又要求消除个体家庭作为社会的经济单位的属性。”（《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8页）女性主要从事的家庭内部的劳动不具有公共性质，这导致女性在家庭中处于劣势地位，无法实现经济独立，进而导致失去人身自由。因此，让女性重新回到公共事业中去，参加社会生产，这是妇女解放的先决条件。同时，改变家务劳动的私人性质，将家务劳动公共化、社会化，这也是妇女解放的重要条件。但是，妇女解放的根本途径是废除私有制。只有废除私有制，才能从根本上消除人与人的对立，包括男性与女性的对立，实现人与人的平等。杜君慧在《妇女问题讲话》一书中指出，“科学的社会主义是不单指明了工人阶级能够以自己的力量建立新社会的必然的途径，并且正确的树立了妇女解放问题的理论基础。这里我们须先指出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和昂格思的《家族私有财产及国家的起源》两部名著。这两本著作证实了妇女社会地位的变迁，给妇女解放问题以有力的证据”（杜君慧：《妇女问题讲话》，新知书店1947年版，第118页）。在《起源》及其之后倍倍尔的《妇女与社会主义》等著作中的妇女解放观的指导下，我国逐渐开始了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运动。在中国共产党正确领导下，解放区的广大劳动妇女群众走出家庭，走向社会，积极支援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积极参与土地改革运动，努力恢复和发展生产，成为战胜敌人、建设新中国不可缺少的力量。在国民党统治区，广大女工、农妇、女学生以及其他被压迫的妇女群众也积极参加反对国民党统治和美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成为国民党统治区民主运动的重要部分。妇女解放运动促进了妇女自身的解放，并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更广泛的群众基础。
（三）《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的国家观与反帝反封建斗争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指出，国家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既产生于控制阶级对立的需要，也产生于这些阶级的冲突之中，所以它是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国家。借助于国家，该阶级在政治上也占据统治地位，因而获得镇压和剥削被压迫阶级的新手段。因此，古希腊罗马时代的国家是奴隶主用来镇压奴隶的国家，封建国家是贵族用来镇压农奴和依附农的机关，现代代议制国家是资本剥削雇佣劳动的工具。基于《起源》中的国家观，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进一步阐明了国家的阶级性和国家的过渡形态，提出要建立一个“无产阶级组织起来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只有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才能从资本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最终消灭阶级、消灭国家。以《起源》和《国家与革命》中的国家观为分析工具，人们得出结论，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革命要取得胜利，必须同时开展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然而，帝国主义列强和封建地主阶级是不会甘于失去统治地位的，一定会想尽一切办法镇压或阻碍人民群众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为了对抗强大的敌人，我们党以《起源》和《国家与革命》中的国家观为指导，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展开了武装割据抗击反围剿的武装斗争，开启了中国共产党在局部执政的重要尝试。在科学总结苏维埃政权实践的基础上，毛泽东先后撰写了《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反对本本主义》《我们的经济政策》《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等论著，对党的建设、革命根据地建设、军队建设和经济文化建设等进行了科学的阐述，并在实践中开辟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成功革命道路。
以上就是新中国成立前《起源》在中国的翻译出版及其重要观点在理论和实践方面的影响，从中我们可以体会到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关系。回顾《起源》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史上的影响，不仅对于我们今天继续做好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与研究、以文本研究推进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建设有很好的启示作用，而且对于如何促进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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